从沭阳走出去的新安旅行团团长——张牧

█  江 瀚

   张牧（1923.10—— 2009.6），原名张敬茂，沭阳县钱集镇人，曾任新安旅行团团长，党支部成员，盐阜区党委青委负责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安旅行团中最早的党员之一。张牧多次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为“新旅”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接受党的领导作出了贡献！

从穷孩子到接触新式教育实践的学生

   张牧的童年时代背景，实际上就是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军阀混战，水灾匪患给童年时期的张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上世纪二十年代，张牧家乡沭阳钱集北六塘河相继决口，《沭阳县志》记载“田庐尽毁，泽国，岁荒歉”，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四处讨饭以度荒年，张牧就是在这时呱呱来到世间。

张牧父亲张鸿远久病无钱求医，在张牧年仅8岁时就撒手人寰，张家一贫如洗，不得不用自家三间草屋换取一口薄皮棺材，安葬了父亲。这时，张家已上无片瓦遮天，下无立锥之地，只得借居别人家茅草屋。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东方农民由于地主经济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上沉重的赋税，农民开始贫困化，处于贫穷和被剥削的经济地位，东方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牧家境贫寒，童年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光着身子为人家放羊，放牛，割猪草，受尽富人的白眼和打骂，张牧自小就经历了苦难生活的煎熬。在这样的艰难困境中，张牧在钱集度过了九年的童年时光，这为他日后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坚定对党的信仰奠定了阶级基础。

张牧的姥姥家在淮阴县古寨乡（时属涟水县），舅舅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窘困，就把张牧一家接到古寨，在舅舅家暂住下来。舅舅眼中的少年张牧聪明伶俐，器宇不凡，就把张牧送进张官荡小学读书。

舅舅虽然也不富有，但他却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尽力对处于困境的外甥进行帮扶，梦想张牧日后能学业有成，彻底改变人生。舅舅的这一帮，为张牧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牧果然不负众望，仅用两个学期就读完初小三年课程，这对舅舅和张牧母亲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慰藉。

张牧并不是神童，由于家境贫穷导致九岁时才踏入校门，他心里懂得，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人的价值。所以，他对求知的渴望，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目标。三十年代初，革命的高潮已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已开始在校园内传播，少年张牧朦胧中觉得，一场变革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民主进步思想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牧的成长。

1934年，张牧从老师处听到一条消息，教育家陶行之先生在淮安河下办起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学生可以住校，在校吃、住、劳动和学习，不收任何学费，学校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办学。穷孩子张牧受到很大鼓舞，在征得舅舅和母亲同意后，张牧和表哥嵇钰（后来也参加了新安旅行团）一起报名到河下新安小学就读。从此，张牧走上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

张牧的老师实际上也是进步思想的倡导者，他对张牧的处境深表同情，他赏识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但生活上他又爱莫能助。他深知，淮安河下新安小学正在积极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也是民国时期新教育思想的一次变革尝试。他积极主动推荐张牧去报名，就想通过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来改变张牧的成长道路。老师的引导，对于张牧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安小学遵循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教育革命理论，通过“指导劳动者取得现实生活需要的教育”（《陶行知文选》），创造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法，开创“生活即教育，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汪达之文选》）一条新教育之路，探索和实践“人在劳动里才能得到满足，不在劳动的生活就不能得到满足”（孙铭勋《古庙活菩萨》），“用体力从事于劳动生产的真正本领以锻炼脑力的教育”（《汪达之文选》）。

校长汪达之实行劳动与学习相结合的实践，对于今天仍沿袭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来看，有许多可以值得借鉴和学习之处。

新安小学积极推行新教育思想，对培养、造就大批青少年成为有用人才起到了深远影响，闻名全国的新安旅行团就是实践“生活即学习，社会即课堂”的教育思想的典范，张牧后来的人生之路就是这种教育模式下的成功范例。

从“新旅”团长到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一批少年儿童为了宣传抗日救亡，宣传革命真理，实践“生活即学习，社会即课堂”教育理念，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五万里，为启发民众觉醒，积极投身抗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新安旅行团，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起来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

在这支由汪达之先生担任顾问的15名团员中，年龄最小的张牧担任了“新旅”团长，从此，张牧走上革命的道路。

少年张牧头脑中也许没有多少对革命的认识，但追求真理和进步是他的理想。张牧之所以要积极主动报名参加新安旅行团，体验“生活、旅行、教育”的锻炼，是因为张牧在新安小学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思想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他深知日寇侵略的铁蹄将使他生活学习环境会有根本的改变，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成为每一名中国人共同的心声，“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每个热血中华儿女的精神支撑。张牧正是受到这种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新安小学求知求真理氛围的熏陶，才毅然作出报名参加新安旅行团壮举的。

 在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关怀下，在教育家陶行之的支持下，新安旅行团终于迈出了学校，到华中去，到华北去，到华南去，到全国去，一边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的指导思想，一边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张牧年仅12岁，是全团14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团员，但凭他的聪明才智，刻苦学习和团结助人的精神，赢得全体团员的信任，也受到顾问汪达之的欣赏，在“新旅”第二届团务会上，他被大家推选

为团长。

善于组织领导艺术的张牧，并不是他天生固有的本领，而是他多年勤奋学习，艰苦生活磨练的结果。张牧从小就是个孩子头，不畏强势，不畏艰难困苦，多年身处逆境顽强求生锻炼了他的意志，造就了张牧的个性特征，乐观向上的性格一直伴随他带领“新旅”踏上新的征程。

由于张牧被大家推荐为“新旅”团长，所以肩上多了一份担子，心里增加了一种压力，他充分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时时为团员们着想，处处考虑团队的宣传、学习和行动，“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的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张牧《新安旅行团的诞生》）汪达之老师是全团唯一一名成人顾问，所有的工作都主动和张牧等人协商研究，寻求指挥领导统一协调，把握新旅前进方向。

“新旅”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党也在密切关注“新旅”的行动和成长。当新旅行进到甘肃平凉时，张牧等三名“新旅”成员就在当地党组织的关怀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新旅”中建立了党支部。“站在纸做的党旗下，我心潮滚滚，难以平静，从淮安莲花街出发，经历艰难险阻，受尽风霜雪露，困难折磨着我们，困难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我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懂得了，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跟定中国共产党！”（张牧《烽火五万里》）这对一支流离颠沛的民间儿童团体组织来说，从此投入了党的怀抱，接受了党的领导，为“新旅”寻求革命真理，最

终引入一条光明和希望之路。

“新旅”初衷追求的是践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进步教育思想理念，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思想上有了更高的境界和信仰。张牧是“新旅”中最早入党的成员之一，此举不是他对革命思想认识处于萌芽阶段的冲动，而是他在艰难险阻中不断磨练人生的归宿，由于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改变“新旅”的前途，所以，他对党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始终不渝，体现了张牧革命理想的日臻成熟。

在“新旅”艰辛跋涉，前途渺茫的关键时刻，“新旅”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由于张牧等党员坚持了党的领导，“新旅”的行动要接受党的安排，所以，张牧为寻找上级党组织，率队千里跋涉来到武汉，寻找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向党汇报工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亲切接见张牧等三名党员，要求“‘新旅’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好地宣传抗战，提高民众打败敌人的信心，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战，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任干《我们在武汉》）周恩来不但政治上关心“新旅”成长，还从生活上给予关怀，多次指示军管会政治部给予“新旅”经济补助。

小好汉们在烽火岁月中，受到了党的关怀，帮助和领导，跋涉人生的串串脚印，为理想而奋斗，为党的事业不懈追求，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千锤百炼，在战争环境中茁壮成长。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信给“新旅”张牧等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把“生活教育”思想的实践和共产主义信仰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团队。

在张牧等三名党员和顾问汪达之的领导下，新旅历经艰辛来到苏北根据地，党支部的工作逐渐半公开化，“新旅”党支部又吸收了一批新的血液，团体队伍进行了扩编，“新旅”支部和团队力量大大加强了。张牧等三名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最初的一支儿童旅行生活学习的团队，拉到了革命根据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指挥，为这支队伍的不断壮大作出了贡献！

 “新旅”的革命精神到苏北儿童团的发展

“新旅”来到苏北单家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张牧等三名党员就找到了刘少奇政委、陈毅军长，汇报了“新旅”工作。刘少奇、陈毅对张牧说：“你是老团员，又是团长，而且还是一名党员，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少年儿童，很有成绩，很有功劳嘛！”（大朋《时刻关心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