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之名，首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谓“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以后，实行大分封，自命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第317页。]但是，《项羽本纪》并没有明确西楚之名的由来和所王之九郡的具体郡名。《史记·货殖列传》总述了西楚、南楚、东楚的地域范围及其风俗特点，云：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7——3268页。]
在这里，司马迁说明了西楚是相对于东楚、南楚而言的地理单元。后人均按照司马迁的地理范围解释“西楚”。如汉魏之际人文颖注《汉书·高帝纪》“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云：“《史记·货殖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 《汉书》卷一《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第28页。]孟康亦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28页。]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辩证得失，对司马迁的西楚、东楚、南楚的地理范围做了全面的界定：
“沛，徐州沛县也。陈，今陈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荆州也。言从沛郡西至荆州，并西楚也。”
“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杨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杨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
“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长沙二郡，并为（南）楚也。”[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7,3268页。]
比较诸家注释，我们不难发现：从汉至唐，所有学者都是按照司马迁的西楚、东楚、南楚的地理范理解“三楚”，争议之处在于对具体郡县所在位置的不同认识，都没有对西楚、南楚、东楚的由来及其划分依据进行分析。明朝以来及现代学者无一例外地沿着古人的思路，讨论的是西楚、南楚、东楚的地理范围及其文化含义，均未探究西楚、南楚、东楚之分是何时产生、区分的标准、目的是什，而这恰恰是学术研究的前提[ 关于地域的考证，明朝以来，论述甚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列举诸家之说，见氏著：《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第211页。今人研究，可以周振鹤、韦一为代表，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附编第二章《楚汉诸侯疆域新志》之第二节《项羽西楚国封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5——256页。韦一：《西楚九郡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因此之故，本文对西楚的由来及其影响考释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要明白西楚的由来，首先要对上引三楚的使用时间说起。就目前所见，三楚之称，仅见于《史记·货殖列传》。笔者以为，司马迁所用的南楚、东楚、西楚是后起概念，是西汉前期的习惯称谓。
众所周知，司马迁写《史记》的指导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究”、“通”的基础是现实存在，“究”、“通”的目的是回答现实问题，撰写《货殖列传》的基础和目的也是如此。细究《货殖列传》的行文，我们不难得知，司马迁在叙述总结各地地理交通、经济贸易、风俗特点的历史变迁时，无不是立足现实，以西汉前期为主要叙事对象，而后追溯历史，而以战国时代各国疆域为基本的历史坐标，目的是说明西汉以来各地风俗特点、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时代特征。在司马迁的眼里，西汉前期的经济风俗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战国传统，所以以战国疆域为叙事的地理坐标。战国时代各国疆域变动不居，一国之内的风俗特点也各不相同，尤其以楚国为典型，战国后期，吴、越 变成了楚国的一部分，宋、鲁的大部分地域也并入了楚国的版图。楚疆域辽阔，物产、风俗差异甚大，司马迁才分之为南楚、东楚、西楚三个地理单元分别叙述。也就是说，三楚之分，起码是在西汉时代才有的地理划分，而其历史基础，则是项羽的“西楚”，即司马迁所说的三楚的划分是在项羽“西楚”的基础上形成的，司马迁据以叙述楚地的物产风俗，而构成三楚的地理空间。
笔者作出上述判断，尽管没有明确的史实支持，但有着合理的历史逻辑基础。因为地理单元的划分要以相应的地理坐标为原点，而后按方位区分东西南北。司马迁说的三楚，其东楚、西楚是指后来并入楚国的土地，而楚的本土则被划入了南楚的范围之内。这种划分是不符合楚国的历史发展轨迹的。
众所周知，楚本来是江汉之间的一个蕞尔小邦，春秋时代在兼并当地诸多部族以及姬姓之国以后而壮大。战国时代，其疆域最为广阔。尽管因为秦国的强大，其国都一再东移，作为楚文化的核心区域亦然是江汉流域而以江陵地区为核心。如果因为楚国地域广阔，其经济、风俗差异甚大，需要进一步区分为东楚、西楚、南楚的话，应该以楚国的核心区域为坐标。这种区分，在战国时代是存在的。如《战国策·齐策三》谓苏秦和田婴听到楚怀王被囚禁于秦廷咸阳以后曾经想趁火打劫、谋取楚国的“下东国”之地，云：
“太子在齐质。苏秦谓 薛公（齐相田婴）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则是我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苏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也’。”[《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5页。]
《史记·楚世家》对此事的记载和《战国策》有所不同，谓齐湣王听到楚怀王被囚的消息以后，“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因为顷襄王的成功即位，秦昭王囚禁怀王以要挟楚国割地的计划没有实现。
对于楚、齐、秦三国之间的割地之争，不是本文关注的内容，本文注意的是“东国”一词的用法。高诱注《战国策·齐策三》“东国”云：“下东国，楚东邑，近齐也。”“盖楚国之东，其地近齐，楚地高而此下。” 之所以成为“下东国”是因为这些城邑地势低下而近齐，称之为“东国”是因为位于楚国都城郢的东方。
“东国”之称，是当时经常性称谓，楚国有之，他国亦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谓秦昭王和齐湣王相约称帝，苏代劝齐湣王放弃帝号，而后西向攻宋，可以进一步威胁卫国的濮阳和赵之“东国”、楚之“东国”，云：“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所谓“卫之阳地危”是指卫国的濮阳，《集解》云“阳地，濮阳之地。”《正义》谓“卫此时河南独有濮阳也”。“赵之阿东国危”则是指赵国的东阿，《正义》云：“阿，东阿也。尔时属赵，故云东国危” 。 “楚之东国危”则是指出过东部城邑，《正义》云 “淮北，徐、泗也。东国谓下相、僮、取虑也”。[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898——1899页。]称东阿为赵之东国，下相、僮、取虑为楚之“东国”，是因为这些地方都位于各自国都的东方。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人们习惯上以国都为坐标区分城邑方位，以东国、南国表示表示该方位的某城邑为本国所有。
就以上所论可知，在战国时代，“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无论如何也不具备“西楚”的地理要素，更不存在把“彭城以东”地区称为 “东楚 ”的问题。如果如此，等于自行分裂国土。据此，可以肯定地说，战国时代并没有司马迁所说的东楚、西楚、南楚的概念。秦朝统一，重新划分郡县，更不存在把楚地一分为三的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三楚之称是秦亡以后的事情。
笔者以为，南楚、西楚、东楚之称并非同时用语，而是次第形成的，先有西楚，后有南楚、东楚，南楚、东楚是项羽使用了西楚霸王称号以后产生的，是由西楚霸王的西楚之名扩展而来，其地理坐标是项羽的出生地——下相。项羽以下相为楚的核心，以彭城为王都，彭城在下相以西，故名西楚霸王；在项羽时代，“西楚”仅仅是个政治性概念，并非是地域性概念，也不存在风俗的共性。西汉时代，在“西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南楚、东楚的区分，此时的西楚已经由政治性概念变为地域性概念了，司马迁才据以总结楚地风俗物产的异同。这要先对项羽的籍贯和少年时代的经历加以分析。
项羽为下相人，史有明文，但是下相的具体位置、项羽在下相的生活经历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史记·项羽本纪》云：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295——296页。]
首先谈下相的地望。《集解》谓“《地理志》临淮有下相县。”《索隐》谓下相“县名，属临淮。案：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集解》和《索隐》谓下相县属于临淮都是就西汉政区而言，秦朝下相属于泗水郡。根据《索隐》引东汉应劭解释，相本是水名，源出于沛国，沛国有相县，因为相水下流，而有下相之名。这里的沛国也是指西汉而言。《正义》引《括地志》明确了下相的具体位置和设置时代：“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即秦朝设立下相县，故城在宿豫县西北七十里处，这里的宿豫县就是现在的宿迁市宿豫区和宿城区，至于下相在宿迁的具体位置，因为年代久远和记载的含混，不可确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下相县治就在现在的宿豫区和宿城区境内，宿豫区和宿城区是原县级市宿迁市分设而来，若采用模糊表述法，说宿迁是项羽的故乡，比较允当。
项羽在宿迁的生活时间，《史记》语焉不详，但从二十四岁起兵吴中可以推断一个大概情况。项氏本是楚国贵族，秦统一以后成为庶民，所以项梁才“有栎阳逮”也就是被案件牵连、要入栎阳监狱[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索隐》注“尝有栎阳逮”云：“逮训及。谓有罪相连及，为栎阳县所逮录也。故汉世每制狱皆有逮捕也。”第296页。]，最后请蕲县狱掾曹咎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说情，才免去牢狱之灾。后来项梁又犯了杀人罪，为了躲避仇家，更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逃离家乡，“与籍避仇于吴中”。从项梁经历的这两起案件可以推定，项羽离开时基本成年。因为这两件案子发生和处理是要有个过程的，按照常理推断，秦朝统一以后，项氏家族均丧失其在楚国的贵族身份及其特权以后，才有第一起案件的发生，第一起案子了结以后，项梁确信没有了牢狱之灾，才可能犯下第二件案子。从逻辑上说，项梁沦为庶民、有栎阳之狱、免去栎阳之狱的灾难，再犯下杀人大案，起码要有相当长的时间。项梁出身贵族，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又胸怀大志，并非一个亡命徒，做事谨慎，对案件的处理自然要隐蔽，等第一起案件过去人们不再注意自己的时候，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这个过程一般说来要有个两到三年。所以，可以推断，项梁杀人避难吴中，应该是秦始皇二十八或者二十九年的事情。项羽起兵时二十四岁，就在起兵的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第五次出巡，东巡浙江、过会稽，项羽看到秦始皇车队威武雄壮的场面，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此时的项羽已经二十三岁，如果项梁叔侄是在秦朝统一的第三年逃亡吴中的话，项羽是在宿迁过完了少年时代才离开的，到吴中时已经十四岁，基本成年。项羽身材魁梧，膂力过人，“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按照一般发育规律，这样的体格在十四、五岁时就基本形成。所谓“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学书、学剑、学兵法，都浅尝辄止，这正是一个青春期少年内心躁动的体现。
秦律以身高判定成年与否、是否服役，男子身高是六尺五寸，达到六尺五寸就要“傅籍”，正式服役，按照一般身高，六尺五寸折合成年龄是十七岁。因为体型高大，项羽在下相时已经达到傅籍要求[ 关于秦傅籍标准，参见臧知非《秦汉兵制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秦汉断代史专题研究》专号。]。所以，项梁在吴中主办“大徭役及丧”时，项羽是以成年人的身份参与的，“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并不是起兵时的身高，“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更不是项羽将会稽郡守通的首级斩下以后的事情，此前吴中子弟早已“惮籍”了。也就是，项羽的知识结构、性格特点，主要是在故乡——宿迁形成的，“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云云，都是发生在宿迁的事情，其时下相作为项氏家族的封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是比较发达的。
正因为项羽在下相奠定了受教育的基础，对下相充满着故乡情怀，把自己的故乡作为楚的地理核心，在完成了反秦任务之后，才自命为西楚霸王。也就是说，项羽虽然响应陈胜吴广“张大楚国”的号召起兵反秦，[《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索隐》引李奇云“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也。” 第1952页。]但是项羽所张大的楚国，并不是楚怀王孙心所代表的熊氏家族的楚国，而是项氏家族的楚国。
项羽叔侄打着为楚复仇的旗号反秦，立楚怀王孙心为领袖，人们遂将项羽的反秦和其他诸侯之后一样，都看做是恢复故国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项羽当然要复楚，但是，并不是真的要恢复楚怀王的楚国，而是要另建一个项氏家族的楚国。
项氏虽然“世世为楚将”，但是并非王室成员，和王室比较疏远，这从项氏家族没有被秦始皇迁离原籍可以推知大概。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之后，迁徙六国贵族之后于关中以强化对东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但被迁的楚国贵族是景氏、屈氏、昭氏、宣氏等大族，并没有项氏在内，项梁才能在下相教导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这并非秦始皇迁徙六国贵族的命令执行不严，也不是因为项氏家族脱漏户籍，而是因为当时的项氏家族地位较低、影响较小，不在迁徙之列，说明在秦朝统一之前，项氏家族势力已经衰落，脱离了权力中心。明白了这一点，对义帝和项羽关系的理解就可以深入一步。项梁起兵以后，为了利用秦楚世仇扩大反秦影响，打起为楚复仇的旗号，把正在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领袖，仍号怀王 ，也就是后来的义帝。但是，这个怀王和项羽之间一直貌合神离，并不因为项羽骁勇善战、功勋卓著而予以信任和重用。项梁战死定陶，“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此时怀王担心的是吕晨和项羽图谋不轨，“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空，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4页。]从起兵到定陶之战，以及定陶战后和秦军的抗衡，项羽功劳最大，怀王不顾前方战事，剥夺了项羽兵权。虽然怀王同时解除了吕臣兵权，但给予吕臣父子相当丰厚的补偿；在反秦战事中，刘邦复除的艰辛和获得战果远不如项羽，却继续领兵，并封武安侯。而项羽，被解除兵权以后，仅有一个鲁公的空衔。随后在派兵救赵、不得不使用项羽时，仅仅任命项羽为次将。所有这些都表明怀王对项羽的戒备和限制，个中原因，怕不能用怀王不满项羽恃武好杀来解释，因为当时秦军正盛，战场上正需要项羽这样的猛将。我们有理由相信，怀王对项羽的限制和戒备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巨鹿战后，项羽以其灭秦主力之武功和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被诸侯推为上将军， 对此，怀王是无可奈何的承认，内心并不希望项羽真的成为上将军。所以，当项羽入关之后向“怀王”请示如何处理关中问题时，怀王回答的是“如约”两个字，即由刘邦王关中。史家咸以为这“如约”是怀王随口应答之词，是义帝迂腐糊涂，其实不然。怀王听到项梁阵亡于定陶的消息以后，立即由盱眙到彭城，解除项羽、吕臣兵权，亲自统帅军队等作为来看，怀王绝非迂腐糊涂之辈，而是权势欲很强且精于权术的人。因为项羽出身贵族，虽然在血缘上已经很疏远，但和刘邦、吕臣、宋义等将领比，项羽和怀王是有着“血缘关系 ”的将领，属于本家，但是，关系越近 ，威胁也就越大。在怀王看来，自己地位是项氏叔侄给的，对项氏叔侄再好，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再换来他们的忠心和感激，而任用外人就不同了。所以，项梁死后，怀王处处限制项羽。在项羽的心目中，义帝也就是个象征，本来就不存在君臣关系、要谨遵法旨的问题。请示关中问题，不过是像当年霸主们对待周天子那样为自己行为加上一件正义外衣而已。而义帝则试图以“信义”为手段要项羽“如约”，达到限制项羽的目的，当然招致项羽更大的不满。所以项羽听到怀王“如约”的回答之后说“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 [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第27页。] 一句“吾家所立耳” 正透露了项氏之家和熊氏之家的距离，项氏虽然立心为怀王。但是，这个怀王所代表之楚和当年楚怀王所代表之楚有着本质不同的：楚怀王之楚是熊氏之楚，心所代表的是项氏之楚。怀王要将项氏叔侄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项氏之楚变成货真价实的熊氏之楚，项羽当然不答应了。所以，项羽表面上尊怀王为义帝，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名，将怀王迁往长沙郴县，暗中杀之于江中。为什么要将怀王迁往长沙郴县？就是因为那里是熊氏之楚的地盘。熊氏之楚的核心地域是郢[ 楚国都城屡有变动，而以郢的时间最久。郢之地理位置，也屡有变动，春秋时代，在今湖北宜城蛮河之阳，参见石泉，《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江汉学报》，1963年2期；张正明，《楚都辩》，《江汉论坛》，1982年4期。楚昭王时期，先迁郢于鄀，《左传》定公六年谓楚“迁郢于鄀”。此后不久，迁郢于现在江陵纪南城，直到楚顷襄王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才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而项氏之楚的核心地域是下相，彭城也好，吴中也吧，都是项氏之楚的地盘，楚怀王的后代当然不能在项氏之楚的地盘上称王。那么，对项氏之楚的方位区分，也就以下相为坐标。因为地理位置问题，项羽不能将下相作为都城，选择了位于下相西方的彭城为都城，遂自命为西楚霸王以表明自己这个楚王和故乡下相的关系。项羽出生在下相，成长在下相，未及成年，而流亡吴中，起兵江东，征战南北，成就霸王之业，却不能以故里为都城，遂名西楚，以慰故乡之思。
明乎此，我们对项羽“衣绣夜行”之语又有了多一层的理解。《史记·项羽本纪》谓项羽屠城咸阳，“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5页。]这一段记载说明项羽不都关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关中残破，人心不附，项羽缺少建都关中的客观基础；二是项羽的故乡情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固然表明了项羽政治上的幼稚，但也表明了项羽性情的真实，形象直白地表达了项羽的内心情感。作为政治家，项羽式的“衣绣夜行”当然要不得；作为一个普通人，这种“衣绣夜行” 是应该提倡的！
西楚霸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过是流星一瞬，但在秦汉之际，西楚霸王则是历史舞台的主宰。西楚霸王的英灵随着“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的无奈叹息而随风飘去，但是西楚一词对后世的影响仍在，并有所扩展，这就是导致了南楚、东楚的使用，加上西楚而有三楚。这种扩展是有历史基础的。如所周知，在反秦战争中，陈胜、吴广之“张楚”，刘邦、项羽及其核心集团同为楚人，共同打着复楚的旗号反秦，同在怀王帐下听令，无论是反秦斗争还是楚汉之争，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其职官爵位的名号沿用楚制者甚多，所有这一切，都扩大了楚的影响，促进了楚意识的自觉。汉初分封，过秦兴起，汉政加上“秦制”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地域特征凸显，人们习惯于用传统地名表达各地特色。楚地广大，岭南、长江、淮河、泗水等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风俗差异巨大，难以用“楚”一言以蔽之，遂在项羽使用的“西楚”一词的基础上，扩展出南楚、东楚以区分楚地社会发展的差异，加上西楚，有了三楚之称。所谓东楚、西楚、南楚，在社会上是个习惯叫法，司马迁立足现实以修史，使用三楚概念，谓“楚有三俗”。而随着大一统的强化，有着分裂色彩的以国名称地域的表达方式不再延续，三楚之名也就不再使用了。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