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在戏曲中虞姬的形象演变与赏析2

因为明日就是楚汉对决的日子了，有可能就是她与项羽的生离死别，她“怕明朝昨日人间天上别”，“怕踏着亡秦覆辙”。但是面对这些情形，她又无能为力，所以她只能是“忧心惙惙，闷怀如噎”。

从这些满是愁惨交织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赤松游》中的虞姬形象已经初步地摆脱符号化了。因为这里的虞姬有了心理的描写，有了人的感情了。有了感情滋润的虞姬，其形象就不再是一个干枯的空壳了，开始有了人性的光辉。在第二十七出《乌江》中，这样的人性特点体现得更加明显。当汉军四围，大势已去，虞姬依然为项羽进酒一杯，歌舞一回，以排忧解愁。因为剧中项羽是她仰慕的英雄，“妾虽红粉，久慕英雄”。当诀别时，虞姬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但是这时的死再也不是为封建礼教殉道了，因为虞姬在死前关心的不再是名节问题了，她关心的是项羽的前途，她劝说项羽“江东虽远早还乡，莫重贪战场”。所以这里虞姬的自刎已经带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味道了。这样的虞姬形象在艺术上是高于以前任何一部霸王戏中的虞姬形象的。虽然与京剧《霸王别姬》尚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她的成功突破为京剧中的美丽虞姬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赤松游》为虞姬的形象嬗变注入了感情的要素，那么《楚汉春秋》则为虞姬形象的嬗变过程加入了生活背景。《赤松记》中的虞姬虽然有了惊艳的出场，但是戏曲家只给予了她两出的空间。由于空间有限，所以虞姬的形象并未获得更加丰润的描绘机会。而《楚汉春秋》却拥有这样的资本，因为它的长篇巨帙可以为虞姬提供更大的出场空间。所以在戏中，虞姬有了家庭出身以及生活经历的介绍了。第二本第九出《虞庄定亲》明确地告知了观众，虞姬是会稽郡虞庄人，其父为虞太公，其弟为虞子期。第七本第四出《推爱封宫》中，大肆地渲染了项羽和虞姬的缠绵，写项羽教虞姬习武、点兵。第七出中，通过吕雉之口对他们二人大加赞扬：“行则同行，坐则同坐，何等恩爱。”有了这些生活背景的描写，虞姬的艺术形象就可以在“真、善、美”的“真”的标准上更进一步。“真”的加强使后来的京剧霸王戏的发挥和创造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不再显得空浮了。

三、情感实体的确立

《霸王别姬》的出现，标志着虞姬形象的情感实体的确立。如果将元明两代的霸王戏中的虞姬形象定义为第一个层次的话，那么《赤松游》和《楚汉春秋》中的虞姬形象则属于过渡层次，而《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形象则属于第二个层次。《赤松游》中的虞姬尽管已经具有了情感要素，但是她的情感更多是一种“侠义”之情，而非与项羽的夫妻之情。从创作视角来说，以往的霸王戏均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塑造虞姬的，而《霸王别姬》是真正的从女性角度来塑造虞姬的。在性格的描写上，将元明霸王戏中的刚烈和坚贞保存了下来，并且放置于爱情主题中，着力强调虞姬在爱情上的忠贞。除此之外，戏中又为虞姬的形象加入了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善良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塑造，使得虞姬的女性味道更加浓厚，也更加动人。在虞姬身份的处理上，除了将她塑造成项羽生活中的伴侣外，更是将其塑造成事业上的参谋。

在分析虞姬这一新时代新形象的确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霸王别姬》的创作时代背景。《霸王别姬》创作开始于1918年，修订完成于1919年。这个时期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打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而《霸王别姬》则无疑与这一思潮相吻合。作者齐如山在创作《霸王别姬》时“不经意”地将时代思潮融入了作品中。于是我们在《霸王别姬》中看到了一位“厌恶战争，颇有远见的巾帼英雄”形象。

《霸王别姬》中，虞姬的第一个身份是参谋身份。参谋身份使得虞姬那“幼娴书剑”的经历得到了发挥的空间。第三场，当项羽听信李左车之言，欲出兵时，众将苦谏无效。为了劝阻霸王，他们便让虞子期请出虞姬在内室劝谏。于是便上演了一出虞姬谈兵法谏霸王的精彩片断。

虞姬：且住！适听了子期之言，出兵甚是不利，怎奈大王性情刚猛，不纳忠言：恐日久必败于汉兵之手。思想起来，好不忧虑人也！……

项羽：（唱散板）今得了李左车楚国之幸，到后宫与妃子议论出兵。…

项羽：妃子哪里知道。今有刘邦会合诸侯兴兵前来，又散出许多揭帖，毁谤孤王，你道恼是不恼。

虞姬：大王就该深沟高垒，等候救兵。不然恐寡不敌众，反中他人之计。

项羽：想到刘邦反复无常，韩信奸诈。孤此番出兵，定要生擒韩信，灭却刘邦；方消孤家心头之恨哪！

虞姬：用兵之道，贵在知彼知己；若以一时气愤，不能自制，恐汉兵势众，韩信多谋，终非大王之福，依臣妾之见，只宜坚守，不可轻动，大王三思。

这里的虞姬颇识用兵之道。她以静制动的策略是上策，但是项羽未能听进贤妻之言，贸然进兵，终遭垓下之围。第五场，项羽感叹道：“嘿！悔不听众将与妃子之言，，误中那奸贼计。”写到此处，戏转向了虞姬的第二个身份：贤妻。第八场，当汉军十围，项羽屡次冲闯皆失败而归时，虞姬云：“兵家胜负，乃是常情，何足挂意。备得有酒，与大王对饮几杯，以消烦闷。”此时虞姬也明白战事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了，胜败早已定了。但是作为妻子，她只能尽力安慰丈夫，“劝大王休愁闷且放宽心”，“且忍耐守阵地等候救兵”。其实这些话都是渺茫的，可是作为妻子她希望用自己的柔情来暂时化解项羽心中的忧郁。项羽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他更明白战场的形势；作为丈夫他也明白虞姬的良苦用心。但是时势如此，他只能一声长叹。虞姬还能做什么呢？她只能勉强地笑道：“备得有酒，再与大王多饮几杯”，“待妾妃歌舞一回，聊以解忧如何？”虞姬拿起了剑，舞了一段最为动情也最为感人的剑舞。这段剑舞不但代表了项羽和虞姬之间坚贞的爱情，更代表了虞姬那美丽的人格和高贵的形象。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赞美剑舞：“爟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虞姬的剑舞是“江海之宁静”和“雷霆之震怒”的结合，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高雅的情愫。因为是给项羽解忧愁，所以剑舞中时时渗透出宁静平和之气；但是大势已去，虞姬已经猜到了自己的命运，所以舞动中又显现出一种不平静。在双剑的寒光中，她向项羽倾诉着自己的志向。这是一种以死相许的表达。剑舞表达着她对项羽的爱，也表达着她不甘辱于他人之手的刚烈。如果将剑舞所表达的性格和情感划分一个层次的话，那么“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愁舞婆娑”则是第一个层次，这是她对丈夫的爱。不甘辱于他人之手，愿一死以示忠贞表达着她对自己的爱。她不容许别人玷污自己的身躯。这是情感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则是对众生的爱，对和平的爱。这是情感中的最高层次。“赢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自古常言不欺我，成亡兴败一刹那。”虞姬诅咒这无道的秦朝，在她看来正是因为它的残暴，才惹得众英雄皆起兵反抗，也由此造成了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她在心里憎恨这场战争，期盼着和平和安宁。有了这第三个层次的提升，虞姬的形象脱离了才子佳人剧的范畴了，她有了更高的形象高度。这个高度是以前的女性艺术形象所没有达到的，这是新时代审美思潮的反映，也是虞姬形象的艺术魅力所在。

从道德符号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配角的配角到主角，虞姬的艺术形象走过了一个真正曲折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女性审美观，更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